碳中和作为一个长周期国家战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前人的研究成果是后续研究和实践的基础。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出发，更加清晰地探讨并阐释碳中和的意义、路径与国际博弈等一些热点话题。

▍碳中和即对温室气体正负抵消从而达到相对“零排放”。碳中和是指各行为体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使用低碳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以及通过植树造林、碳捕捉等吸收温室气体的方式，实现自身产生的温室气体正负抵消从而达到相对“零排放”。之所以把温室气体排放总结为碳排放，是因为二氧化碳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比最大，且其具有相比其他温室气体强得多的吸收和发射红外辐射能力，是导致全球气温升高的绝对主要温室气体。由此，实际上温室气体减排就是减少碳排放。

▍碳中和的经济理论基础以外部性治理为核心，具体包括庇古税与碳税、科斯定理与碳排放权交易以及诺德豪斯包含碳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庇古在马歇尔的理论基础上对外部经济、外部性概念进行正、负外部性的划分，并由此提出“对外部性进行征税和补贴”的理念，被后人称为“庇古税”，成为碳税的理论基础；科斯则通过提出交易成本理论，在一个产权界定明晰、交易成本近乎为零的市场中负外部性会得到行为体的自动治理，对污染的治理应当建立一个尽可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场，对污染指标进行买卖、转让，进而成为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诺德豪斯提出了碳约束经济分析的理论模型，使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得以真正纳入碳约束因素，他率先提出了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且不断推陈出新，先后提出DICE 模型和RICE 模型等，使得碳中和、碳达峰等碳约束的成本-收益式经济分析具有可操作性。

▍经济、金融发展与环境之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Grossman 和Krueger（1995）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环境的恶化，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升，环境是趋于改善的。Panayotou et al.(2000) 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人们的收入水平达到其需要并且能够负担起的更加清洁的环境水平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会由正转负，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

金融发展对于碳排放的反向抑制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对低碳技术进步等方面的促进。

▍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气候变化具有全世界范围内的外部性，在气候恶化过程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各国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共赢。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出台到《巴黎协定》的落地，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治理渐成各国共识。尽管如此，气候治理作为国际公共品，存在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各国都想成为等待的一方。博弈的最后，发达国家率先开始减少碳排放，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不会主动削减碳排放，而处于中游的经济体，人均收入越高，加入碳排放计划的动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