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会对社会凝聚力、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它对大多数保险市场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会降低总体保险深度，削弱家庭保障。过去40年来，总体来说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显示了收入在人口中的分布状况，是衡量不平等状况最常用的统计指标。1新兴经济体的不平等状况普遍高于发达市场，但其程度正持续改善，全球化是主要驱动因素之一。1990年以来，全球化促使巴西和中国等经济体的中产阶层迅速壮大。相反，美国中产阶层从1980年代占人口将近60%下降到2018年的不足55%。

短期而言，经济冲击通常会对较低收入家庭和贫困人口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现状正是如此，乌克兰冲突进一步推升了能源和粮食价格，加剧了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目前全球有2.76亿人正面临严重的食品短缺，比2019年增加了一倍以上。持久的贫富差距还会产生负面的经济后果：它会影响生产力和总需求，从而降低增长。严重的贫富差距还会削弱公众对体制的信任，可能引发社会动荡。长期来看，我们认为逆全球化、数字化和气候变化等结构性趋势会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起决定性作用。我们预期，ESG中的“S”(即“社会”)将在未来投资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

社会收入不平等会对保险需求产生重大影响。1990年以后，在社会贫富差距变得更加不平等的发达经济体中，保险深度几乎没有任何增长。我们发现，如果发达经济体能够保持1990年的平等程度，家庭保险保障将会比2019年的实际水平高出约2 520亿美元。如果将其换算成保障缺口，我们估计，199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不平等加剧使得2019年的自然灾害保障缺口扩大了约2.5%。这表明，如果不平等程度未上升，在自然灾害中具有保障的资产可增加1.7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身故保障缺口估计扩大了8%，按2019年的保额估算，相当于5.4万亿美元。

保险为遭受冲击的家庭提供收入支持，是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不平等的有效手段。

研究显示，保险可通过鼓励采纳减缓风险的措施来管理风险、挽救生命，从而提升经济增长。保险可提升家庭应对风险的可预见性，从而实现更复杂的经济互动。保险为更优决策提供支持，从而更公平地分配所产生的收益。

改善不平等问题可强化社会契约，增强公众对体制的信任。短期而言，政府需要考虑制定适当的政策，以缓解当前很多家庭面临的生活成本危机。长期来看，公共和商业部门都有责任采取行动以改善不平等问题。政府应制定政策组合，更平等地分配经济机会和成果。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利用风险转移机制(如社会保障体系)使风险与收入更公平地匹配，通过转移支付提升低收入人群的风险保障，或通过公私合作模式扩大保险的可保性。商业保险可发挥作用，通过推动产品创新帮助保险保障不足的群体。在当前高通胀的环境中，围绕提高保险产品可负担性的产品设计和政策支持尤为重要。农业保险是缓解严峻的粮食安全威胁的关键手段之一。我们的结论表明，如果政策的转变在未来10年促使基尼系数逐渐下降1个百分点，便可能使发达经济体的保险需求累计新增7 0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