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供求双重严重冲击，在有效控制国内疫情和实现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后，复工复产进程不断加速，国内需求力量逐步回升。综合宏观经济的各方面表现，可以认为我国经济走出了以疫情防控和救助为主的阶段，进入了以推进疫后经济加速复苏和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阶段。在经历了1 季度的大幅下滑后，2 季度GDP 恢复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对比中，我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在供给侧，三次产业全面恢复增长，工业增速已经超过去年的水平，人员聚集的常态化有望推动第三产业增速进一步提高。在需求侧，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的恢复较快，对GDP 增长形成正向拉动作用，但是消费需求的恢复较慢，对GDP 增长的拉动依然是负向的。总体价格水平不断趋稳，总体经济景气持续处于扩张区间，这些都显示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和加速复苏的趋势。但是，细分价格指数和景气指数的明显分化，显示出市场需求力量尚未得到全面修复，外贸和用工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短期中存在内需增长乏力和外需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在内需方面，固定投资持续同比下降与资本形成对GDP 增长的正向拉动作用之间形成鲜明反差；社会消费品的实际零售持续下滑，虽然下滑幅度不断收窄，但是仍未实现正增长。这些意味着，企业投资增长和家庭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尚未得到完全修复。在外需方面，净外需作用的提升主要来自服务进口的大幅下降和产品出口的超预期增长。这两者都与海外疫情恶化直接相关。服务进口的大幅下降不适应国内改善民生福利的需求。疫情之下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易变性，使得疫情驱动我国出口增长的模式难以持续。

未来一段时间，我们需要关注外部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中的多个风险点。首先，国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持续下滑，短期暂时失业下降与长期永久性失业上升并存，这会带来更多的政策乃至政治不确定性。其次，不同地区交替扩张的疫情动态，使得疫情冲击在全球分工和贸易网络中不断传播、扩散和循环叠加，这会显著放大和延长疫情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再次，世界经济尚无法摆脱全球疫情第三次加速增长的潜在威胁。基于经济或政治目的过快放松疫情控制措施，导致各国疫情的政策响应力度与疫情严重程度不完全匹配，这极大地提高了疫情出现第三次快速扩张的可能性。最后，国际政策协调陷入困境，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疫情冲击之下，内向性的各种短期应急政策带来围绕财富和购买力跨国再分配的竞争。主要发达国家越来越关注疫情响应政策的长期结构调整效应，各国政策之间的潜在竞争性进一步提高。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必须以国内消费需求为支点，夯实“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基础。首先，通过体制机制上的变革和创新，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效促进国内供给结构的完善，提升供给体系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其次，全面实践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吸引外国高水平服务企业进入我国，提高国内高品质服务的供给能力，推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再次，通过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创造出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以及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最后，深化要素市场、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等方面的改革，提高工资性收入比重，减小收入差距，降低居民就业和生活的不确定性。总之，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从收入、消费倾向以及供求适配性这三个渠道同时发力，推动我国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奠定长期坚实基础。